病人崔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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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Joseffu
  • 2005年9月23日 18:08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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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05-9-23 18:08   浏览:3584  

    崔永元为什么要骂《超级女声》,是我们采访的初衷。追问过后,才知道这多半只是一场误会,虽然他对《超级女声》的评委颇有微词。实际上,崔永元只看了10分钟的《超级女声》,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喜欢那些超级女生的,觉得她们青春活泼可爱。问题出在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这正是他目前大声疾呼的一件大事。

    他很讲理地认为,如果是商业电视的一档商业节目,那么对于这档异常火爆的《超级女声》,任何人都没有置喙的权利;但如果它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它就应该被枪毙,因为它没有征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来对孩子们不宜的东西。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是崔永元说的,是一位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员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崔永元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他坦白地说,虽然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他却坚决赞同,并且想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声明,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认定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崔永元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站在央视的立场上,以老大哥的姿态对《超级女声》大加挞伐。他倒是对央视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恶心和寒心,主持人在荧屏上虚伪地流泪,他在下边愤怒地呕吐。
    当然,他指出的,是电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和节目的分裂。很显然,一个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满口锦绣,也是会被他打入不屑一顾的另册的。
    7个多小时的采访,一次漫长的漫谈。在采访初衷所预设的那条通道上,并没有发现崔永元和《超级女声》之间的针尖对麦芒,我们遇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轻其外,重其中,如在《实话实说》里那样,说些噱头,开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内核;也遇到了令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崔永元,那种不能抑制的忧愤,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良心、责任和道德的执著。
    他对世界和人应该是什么样,有一套近乎偏执与苛刻的,有点不顾国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对于那些恶梦般死死压住了他的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问题,总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即使没有战友,即使前景不乐观,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阻碍可以将他驯化成一个沉默的,顺从的,对一切点头称是的人。
    但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良心,并不总是像太阳一样将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时,倒像一种坏气候,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是良心自身的问题,真正的坏气候,是良心四周的社会乱象和时代病症。崔永元真的有过死去活来的时候,抑郁症最严重时,他曾经需要24小时的陪护,曾经想过自杀。
    我们没有采访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医生,不能确认他的抑郁症仅仅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生理疾病,还是更多地源自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对于他的恶性刺激,但是当他的失眠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折 磨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严重错位的时代,已经把这个失眠症和抑郁症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让他不断地在绝望中反叛,又不断地在反叛中绝望。
    《实话实说》的继任者和晶说,“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药、西药,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药西药更厉害,更有毒的,是让崔永元横挑鼻子竖挑眼、怒不可遏的现实。
    他曾经是睥睨群雄的中国电视第一男主持,他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新形态。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的时候,他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白发了还坐在《实话实说》的演播厅里,最后,他却因为越来越少的实话离开了《实话实说》。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的进与退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北京高校图书馆四层,《电影传奇》工作室。

    办公室墙上贴满老电影海报,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岁开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多张海报,3000多本电影连环画、小人书,这是他的最大财富,其中有几张电影博物馆一直盯着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给,因为只剩下这一张了。崔永元穿着一套大裤衩和T恤,手里夹着根烟,里里外外地带我参观他的老电影王国。每台电脑屏幕上都是一张老电影明星旧照。
    正赶上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晚饭,“我不饿,咱们先聊着。”这一聊,从傍晚到半夜1点钟,崔永元除了不离手的烟外,也喝了点水。
    “我抽烟特别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没事儿在那儿也抽。之前已经戒烟了,戒了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得抑郁症以后又开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烟。”“一般身体受不了,但是疯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电影传奇》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抑郁症,晚上失眠已成常态,他的睡眠时间一般在早上到中午,当然,也有不睡的时候,那就特别没精神了,比如采访当天。“上午没睡多少,又跟他们说了一下午的事儿”,他微皱着眉头,握手也似乎有气无力,蜻蜓点水般,说话声音也小,可到了“电影现状”、“社会现状”、“媒体良心与责任”……,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来了,音量也越来越大,冷幽默、激愤之情时而起之,烟蒂被掐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采访结束已近1点,精神比傍晚时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过这一个不眠之夜。
    在中国,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实话实说》时,机智幽默,插科打诨,还时常歪着嘴角坏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张、小李。
    一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崔永元特别有信心,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后来整个电视环境变了,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实话实说》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一开始觉得,我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我能让它继续往上走,后来我发现我抑制不了,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不能看着节目就这样下去,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那时崔永元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离开《实话实说》后,崔永元住进了医院,病情严重到需要24小时的陪护,甚至想过自杀。
    大家发现崔永元爱“较劲”、“较真”是在电影《手机》上映时,崔永元“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一路下来,到前段时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还有,“《超级女声》低俗”。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来,除了在《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里露面外,媒体上鲜有他的报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都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他现在不相信媒体。
    他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崔永元生于天津,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当时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就是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崔永元4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学生的崔永元记得他干过的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走。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我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了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尴尬的样子,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我上大学时哥哥、姐姐的工资非常少,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惟一的大学生嘛。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而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好的,买书是他那时绝大部分的开销,当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的,因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第一年做《广播报》,就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我就开始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个节目里干了9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就是你爱采访什么采访什么,所以我就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我把保险搞得个门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现在我都懂。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在那儿为了我们的和平,那样地工作着,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让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让我特别充实。”
    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硬指标。”提起这个,崔永元挡不住的骄傲。“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实话实说》刚开始锁定的主持人目标不是崔永元。前前后后试了至少有30个主持人。“那时我在做另一个节目,他们经常到我的机房试带子,就是《实话实说》,我说,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是一谈话节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谈话节目,只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也看台湾、美国的带子,我一看挺好玩,一个人说话,就能让大家高兴,他们挑主持人时,我就在旁边说,这个不行呵,连基本的语言组织能力都没有,自己心里想的事表达不出来;那个声调太高,这个全是套话……非常挑剔,老给人提意见。我的意见也能算一票,最后否得30多人都不行。制片人时间找我说,你看什么人都不顺眼,那就你先帮着给做几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没觉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确实是那么想。因为当时电视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浓眉大眼,发声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当时播音员的标准来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进、水均益当然都不行。今天走到这一步了,回过头来看会很滑稽,当时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动作。”

    崔永元说电影

    我对电影研究得特别透,比对电视研究得透多了。电影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每个国家的电影都是每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电影就像一片原生态的森林,是由各种各样的树种来组成。当森林里只有一个树种的时候,这个森林就完了。现在全世界的电影正面临着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个恶化的标志就是全世界只有好莱坞的电影,也就是说全世界的森林只有一种树,这树的名字叫好莱坞,而且好多好莱坞,在英国的好莱坞树,在瑞典的好莱坞树,在意大利的好莱坞树,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这些地方的好莱坞树都是当地人种的,当地人允许物种入侵。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不是我提出来的,你上上好莱坞的网站,所有反对好莱坞的电影人都在美国,大家都在美国,他们把这个叫做软权利,也叫第三种权利,他们认为这个对世界文化的一种损害是不可逆的。中国电影出现的问题就在于这,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不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我们引进了第一部大片《亡命天涯》——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也就是从《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的中国电影人非常了不起,他们有力地抗拒了好莱坞,甚至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份额,那个时候跟中国电影人同样了不起的,还有英国人,他们甚至控制了一部分好莱坞的院线,他们控制它是为了什么?他们竞争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世界上除了有好莱坞电影以外,还有英国电影,还有中国电影。
    好莱坞采取的对策就是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物种入侵,改变你的欣赏习惯。从1996年我们就开始进好莱坞电影。我们进的那叫什么好莱坞电影?我们进的是好莱坞大片!好莱坞每年生产1000到1200部电影,大片不到20部,也就是说他的物种保护得非常好,他什么都有,他还有纪录片呢,《华氏9·11》,对吧?他还有科教片,有美术片,有儿童片,艺术片、歌舞片他都有,但是他给我们中国的就是大片。当然也有我们中国人主动去选的大片了,对吧。从1996年开始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好莱坞改变了中国观众,尤其是中国年轻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他们认为电影是这样。小时候看电影我们为王强激动,或者为谁激动,我们会喜欢里面的一个人物,喜欢它的故事情节,喜欢它的音乐,甚至喜欢它字幕的出法,我们是这样看待这门综合艺术的。现在有关电影你可以检阅检阅报纸和其他媒体,它就是四个字,叫视听享受,所以凡电影必须要有DTS,要有立体声,要有特技,如果没有特技制作,没有千军万马的场面,那就不叫电影。我们现在精心制作的一部电影非常好,讲的是一个老奶奶和她孙女相依为命的故事,没人看。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动静啊?什么声音都不会有吧?顶多是鸡鸣狗叫,这有什么特技呢?两个人,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花钱看两个人去演呢?而这就是电影啊。没人看《那山、那人、那狗》,只有日本人看,中国人不看那个,比《那山、那人、那狗》“好”的电影多了,《民警故事》什么的都非常好,没人看,《诺玛的十七岁》,这些电影好极了,都没人看。韩国和日本的电影生态保护得都很好,但是我们没有了,这是好莱坞走的第一步,改变观众的欣赏习惯。
    第二,收买你的新锐电影人,你这个国家谁有名,陈凯歌有名,还是张艺谋有名,还是谁有名,我好莱坞要为你投资,做好莱坞口味的中国电影。在上世纪30年代,蔡楚生他们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被改编过,改编成好莱坞版的,结尾是大团圆,而不像我们这个结尾是悲剧,因为好莱坞电影的结尾没有悲剧,都是大团圆,那么你要收买,很多人都被收买了,因为好莱坞资金雄厚啊,你要在中国拍电影能拿到1500万就不错了,但是美国人投资可以拿3000万美金啊。把我们好的电影人就这样干掉了。
    第三条最狠,控制院线,院线都成了哥伦比亚的院线,都成了米高梅的院线,那么排片就由他来安排了。像侯孝贤这样不投降的导演,他拍的电影根本排不上,礼拜二早晨7点一场,礼拜三晚上12点一场,完了,就这两场。因为院线是我的,我想要排什么排什么,你管不着。这样一弄,你就收不回成本,收不回成本,就没人再给你投资,没人再给你投资你就拍不成电影,这时候你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合作,我来投钱,拍美国风格的中国电影;第二,你别干这个了,死掉。
    我过去在大学做过一个讲座,我告诉他们,电影是挣钱的产业,这些钱是应该塞入我们腰包的,现在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美国,文化娱乐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航空航天业,在日本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3%,可在我们中国,文化体育全加起来还不到6%,现在你知道了,拍一部《泰坦尼克》能挣几十亿美金,我们天天出口袜子,得出口多少才能挣回几十亿美金呢?所以我觉得从产业规划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市场拱手相让。我认为我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没人理我,都说你神经病,你把你的节目做好就完了,管得着电影吗?

    和晶:崔永元插科打诨背后充满忧患意识

    节目里插科打诨的崔永元,不是真正的他,在每一场笑声的后面,都有一个严肃的主题

    第一次见到小崔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疲惫,后来才知道他睡眠不足。
    那是1998年,我还在上海电视台,新开一档谈话节目《有话大家说》,其实就是《实话实说》的上海版。当我们一组人马来到北京,坐在《实话实说》主创人员面前时,小崔几乎和盘托出制作节目的经验,毫无保留,这让我实感意外。虽然我们是同行,但也是有竞争关系的。同行之间、媒体与媒体之间是存在自我资源保护意识的,而他恰恰相反,他甚至想搭建一个全国谈话节目资源库。
    那天因为觉得他疲惫,就没有占用太长时间,大家礼貌地告别了。我记得他表达对我们上海人的善意时,说杨东平老师(《实话实说》总策划)在上海人里是个山东人,在山东人里是个上海人,而没有说“不像个上海人”这样让上海人反感的话。小崔的聪明是埋在不经意间的,谈节目和不谈节目你都能感受到。
    随着同类节目制作过程中不断的交流,他越来越像比我高几级的学兄,看完彼此的节目,我们都会直言不讳地评价和诉苦。他很敏感,对别人的心绪也很在意,在上海出差期间,他的女儿还很小,他会时不时提起她,听到别人的孩子有什么不测时,他会掉眼泪。记忆特别深的是1999年,他听说一个叫张穆然的女孩得了严重的白血病,而且特别想上《实话实说》这个节目后,就真的赶到医院,和这个女孩成了好朋友,并且想帮她了结临终的心愿,还拉上了白岩松、水均益等。当他看到这么年轻的生命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泪流满面。后来在我与张穆然的父母交谈过程中,才明白小崔为什么会这样感动,因为这个女孩身上有种少有的单纯品质。
    而我是个尽量不在外人面前流泪的人。时间真是个奇怪的魔术师,2003年10月,小崔抑郁症加重,让我去顶班,没想到眼泪又成了区分小崔和我主持风格的一个指标。
    节目里大家看到的插科打诨的崔永元,不是真正的他,在每一场笑声的后面,都有一个严肃的主题,就像他这个人一样,骨子里有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用节目里的个案做放大镜,提醒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可惜,很多人只以为他在耍贫嘴、抖包袱。
    比如,在《 左撇子》 这期节目当中,请来的都是左撇子,他想让我们看到少数人的权利 ;在 《父女之间 》中,他想表达沟通的力量,以及成人世界对孩子的无知;在《 对不起,老师》中,他想让我们学会忏悔,并鼓励付诸行动。这其中哪一个主题不是严肃而迫切的?一个只会搞笑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节目的,他得有悲悯之心、有伤感之心、有责任之心。
    跟他共事后我更理解为什么他会得忧郁症,因为他凡事求完美。其实每次他说我心态好时,我都视为对自己的提醒,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一个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的提醒。所以不像外界所想和晶很有压力,相反,学习的乐趣超过了对名利的关注,专注之心超过了得失之心。
    《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这3个节目就像不同年龄的小崔,只不过正好颠倒了,40,30,20。他从小的英雄梦都在《电影传奇》里完成了,青年的机智、简单都给了《小崔说事》,中年后对社会的忧患在《实话实说》里早就开始了。
    关于对忧郁症的治疗,身边的朋友都很爱护他,不会在他对外界承认之前说出,直到不久前他在节目中告知给观众。我觉得他很努力,当时大把大把地吃药,我开玩笑叫他五步蛇,说谁被他咬到,五步之内必倒,那些五颜六色的西药,那些一袋袋的中药,没副作用么?谁信啊,他却坚持下来了,带来的好处是他成了朋友的垃圾桶了,还能介绍好的心理医生给我们。
    我看到小崔的喜怒哀乐,分别是,得到一本寻觅已久的小人书,朋友之间失了信义,又有一位老艺术家离开了人世,成长中的女儿又把他问住了。
    对社会来说,小崔是个名人;对同行来说,小崔成为一种主持风格的代名词;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这才最重要。

    电视批评家崔永元的困境

    总的说来,崔永元仍然是今天对中国电视做过最多有益批评的人之一

    他看到了比我们更多的门道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一片面而深刻的断语能激起各方面的复杂反应,应该在情理之中。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视频道,最庞大的电视观众群,中国电视在粗放地繁荣着。收视率长期以来被打扮成运作成功的惟一标准。在这种时候,谁敢鄙薄收视率,谁敢拿收视率鄙薄谁?更何况,事情之引发,正当人们在感染一次前所未有的电视狂欢——《超级女声》调动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幻想与活力,不成熟的舆论界正在对它进行着一厢情愿的过度阐释,最后连早就扭头而去的某一类知识分子们也回到电视机旁边,匆忙参与讨论。在这样一个尖锋时刻,正在兴头上的人们突然听到一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那可是太扫兴了。
    说这话的是崔永元们。崔永元是仗义的,他说,这句话不是他的原创,但在这种舆论一边倒的时候,他愿意把它顶过来,正式表示他赞成这种观点。其实,看看崔永元在各种场合对电视媒体的批评,就知道这么说是符合他的逻辑的。
    在此前本刊记者对他的采访中,他对电视庸俗化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版本。统观崔永元对电视的批评,语言里浸透着对劣质电视的忧愤。他分析电视庸俗化的成因,“首先是电视从业者因为素质低,而出现对文化,乃至对文化人的不恭敬”;还包括“缺乏脚踏实地联系实际的工作风气”;“平面媒体从自己商业利益出发的恶性炒作”,设计“托儿”,强奸民意,雇佣吹鼓手吹捧捏造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直到受众根本不信,媒体还乐不思返;“商业利益集团的操纵”;浮华、浪费、重复和模仿,浪费惊人。
    崔永元有对整个世界电视业的思考。他的批评指向“世界电视的庸俗化问题”,而中国在他眼里成了一个庸俗化的接收器。他说,大陆电视是从香港转手来的,已经是北欧到美国再到日本转了一圈的三手货、四手货了。“香港不中不西的退化语言在内地蔓延,连电视节目主持人都要换掉自己的口风,改为这种港台腔。大量情趣和演技都很低劣的影视片遍及大小城镇,文理欠通的歌词配上千篇一律、甜俗不堪的曲调,居然可以流行。”
    没有人说崔永元的批评没有道理,他指出的都是事实。但是,崔永元还是一个很有节制的批评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列举庸俗的电视现象,但他绝不说造成如此庸俗的原因,他绝不谈电视体制,而这是一个批评家必须面对的,也是在改革作为主旋律的今天的言论环境中可以涉及的。崔永元会讲国外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如何如何,国外的公众和知识分子如何要求电视的公共道德,国外的法律如何保护公众的电视利益,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电视关键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他只列举出那些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是在主流电视里批评电视的主流。
    还应该补充一点的是,大陆的电视需要具有自由模仿和借鉴的权利。模仿就像一个婴儿的学步,既是内在的需要,也是外在的逼迫。也许现在的问题不是模仿不对,而是模仿得不够,以致创新的基点不可靠。就像电视机一样,从“模仿”而后自主,现在终于可以使用“中国电视机”一词了。甚至地方台模仿中央台,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央台的资源太强大了,其示范效应和赢利能力和地方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而创新容易得救,特别是对于弱者来说。
    问题是,如果出现一个地方台模仿外台做得比中央台还成功,就像《超级女声》那样极一时之盛,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产生的语境容易让人联想到语言本身之恶,何况央视的绝对强势一时根本无可动摇。但我们也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这句话。作为一句警世之言,它应该是有很多一言难尽的现实内容支撑的,在形式上,它删繁就简从而收过目不忘之效,我们应该看它的内容。
    崔永元之所谓《超级女声》庸俗,其实是不包括超级女生的,他说那些女孩子很可爱,这就跟公众的想法一样了,公众不就是觉得超女可爱才去追捧的吗?可是,其操作过程,某些专家评委主持人,却并不可爱。是追求收视率的动力制造了电视的“恶”。崔永元是一个业内人士,他看到了比我们更多的门道。即便是一个普通观众,可能也会觉得在某些环节把超女当猴耍是恶心的。但那就是收视率,人们爱看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出乖卖丑啊。
    过于“洁净”的媒体理想?
    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句话不是出自崔永元,而是另一位不在电视的利益群体里谋生的中立学者,效果可能不一样。中国的电视跟电信一样,是高度垄断一家独大的,人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局面感到心满意足。而崔永元们,则先天地占有了这方好风水。这与他们个人的素质无关,也许他们生在充分竞争的电视体制下,也会成长为电视精英,但谁在没有充分发育的市场下享受了优越,谁就得接受人们的……至少是挑剔吧。这也是一种公平。
    最有价值的电视评论工作也许只好期待独立的知识分子,然而,在这种声音缺失的时候,在人们对电视失望已久的时候,业内人士自己的表态则成为一个有趣的参照。如果电视人批评电视,能超越个人利益的立场,那就非常难能而且可贵了。
    作为崔永元个人来说,要担当媒体批评家的重任,也许应该具有更加“专业化”的精神,以排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嫌疑,同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超越,例如发言时要跳出个人的优势地位,这样才不至于给公众落下其他口实。当然这已经是一种理想境界,是很难企及的,如果一个人不能保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得承认局限,就得允许别人批评你。
    看起来,崔永元的媒体理想是过于“洁净”了。他曾经谈到,“很多平面媒体,尤其是小报,实行的是一个编辑把持一个版面的做法……登什么,不登什么,对某个事件如何评价,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好恶……想到这儿,你就会觉得非常恶心……小报小刊的庸俗化在其发表评论时,表现是比较显著的。”这可能就是把“个人好恶”带到公共批评里去了。名人“容易”受到“小报”的“误会”,这是自然的。但在中国,严肃的论者都会慎用“小报”一词,因为媒体都服从党的统一领导,至少在消息传播上有法律意义的平等。至于一张报纸上有观点不一致的言论,不要说两个版面,就是同一个编辑“把持”的一个版面,也是允许的。比如人家可能不赞成你崔永元的观点,但还是可能发表你的言论,因为这是公共空间,除了特别预置话题的恶意圈套,这并不恶心。这涉及一个人对媒体的基本观点,就是你是否相信言论在一个健康的言论生态里可以自然形成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作为一个批评家,这也是基本素质。
    还有一个涉及崔永元对待传媒的立场的是,他对“手机事件”至今不能释怀。这要分两个层面,作为朋友之间,如果真有算计存在,那是私怨,但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也不妨放在另一个层面处置。既然崔永元在谈中国电视庸俗化的时候,可以引用许多国外的电视的例子,当然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国际惯例中去看。这样,崔永元在这一事件中依然是得分的。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作为一个电视批评家或者电视制作者都应该超越的局限。不过,总的说来,崔永元仍然是今天对中国电视做过最多有益批评的人之一,即便他不是做得最多最好的,由于他的公众人物的身份,也是影响最大的。而他的主要成绩还在对中国电视节目可能性的探索上。
    必须有真正的电视批评
    中国电视正在以社会平均趣味为主流趣味,或者惟一的趣味。精英文化在这里是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得不到表达;底层民众的痛苦除了按照媒体的要求作为煽情的素材之外,通通不屑一顾。电视成为一种把人们的生活趣味向下拉的强力引擎。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真正的媒体批评家。他们不仅要对媒体的产品进行个案批评,也要作形而上的追问,作技术批评、艺术批评和道德批评。没有哲学思考的民族是不优秀的,而我们国家在林立的电视发射架后面,竟然没有对电视的起码的批评,遑论哲学思考,这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真正的电视批评是需要大气候的。这种气候来源于管理体制的开放,包括意识形态的边界的明确化,和让电视有真正的民间生长空间。只有这样,文化精英和普通大众才能一齐参与电视重建,才能在电视业内部产生自净功能,才能形成电视不致于最终以庸俗化当道的保障。
    这是一个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故事,也让崔永元先生十分心仪:在英国,有一位玛丽·怀特豪斯老太太让英国广播公司坐卧不安。她是净化电视运动和英国全国听众和观众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军人物。她一直抨击媒介在散布猥亵、肮脏和亵渎的语言。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一上任,就给怀特豪斯夫人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同意她的观点,认为有关反淫秽的法律需要重新审视。她的努力赢得了英国社会普遍的尊敬。BBC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由于夫人努力工作,一生不辍,英国的媒体总是忙得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可以松口气,因为有了她,BBC的节目才更有生机和活力,我们会永远铭记着她”。
    可是,这位老太太在中国能生长吗?她在中国能有所作为吗?她不会被公众视为另类吗?事实上,连崔永元这样的公众人物对电视庸俗化的长期批评也不起作用,更何况一“毫无话语权”的老妪。制约电视庸俗化不是任何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情。但在我国,对电视庸俗化的有效力的影响主要来自主管部门和各级官员,来自民间的批评没有任何作用,而主管部门的主要精力又并不在此。必须有一个开放性的机制,才能产生真正的电视批评,才能制约电视庸俗化。

    崔永元:我要拍案而起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三级片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呢?
    崔永元: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非常难得。我们的主持人总是缺乏这两点,有的人有职业水准没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会主持节目,我是这两点都具备一点,所以就显得比较优秀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要求特别简单,比娱乐节目,其他类型节目的主持人都简单得多,因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是真实地表现自己,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可能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最难选的。另一个角度来讲,谈话节目主持人也是最好找的,你只要会跟别人说话,你就能当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肯定是个好人,有相对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才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人物周刊:你在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很好,你觉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吗?
    崔永元:我还好,到现在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参加商业活动呢,我把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其实1996年就可以参加,但是到现在2005年还没有参加,9年都过去了,损失了多少钱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个商业活动都没参加?
    崔永元:对,我一个商业活动也没参加过,我损失多大啊,我知道我们的价码。
    人物周刊:现在是什么价码?
    崔永元: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这些人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确实挺了不起的。
    房地产开盘、晚会、演出我都参加过,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一分钱都没拿。我只参加过一个楼盘的开盘。那个楼盘的开发商很偶然地认识了我,让我给他开盘,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从来不参加商业活动。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的理念,他说在深圳,如果他做大户型,会特别挣钱,但是他做小户型,都做一室一厅,两室一厅,最贵的30万,便宜的10万都不到,是给深圳那些白领准备的房子。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说350万起价,白领阶层轻松入住,简直TM放屁,谁挣那么多钱啊?简直戏弄人。所以这个老板让我挺感动。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楼盘,看了看还真是,房子特别小,但他安了好多镜子,你一进去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大,实际上就是一居室,特别便宜,我觉得他真是为深圳这些打工的人在建房子,我问那你能挣多少钱,他说我建3栋这样的房子,才能挣他们1栋那个大户型的钱,后来我说我来帮你开盘,就去了。我就参加过这一个楼盘,是在2003年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主持人和演员、歌手有什么区分吗?
    崔永元: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跟娱乐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娱乐圈的。
    人物周刊:国内有你欣赏的主持人吗?
    崔永元:杨澜、张越、水均益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但是杨澜最近做那个《天下女人》,我没看,只看了宣传片,不喜欢,在宣传片里跳那个摇摆舞,这是杨澜吗?作为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尊重人这方面,杨澜无可挑剔,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她的适用类型特别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做那样的节目,我觉得她特别好。 张越呢,我喜欢,因为张越的语言风格特别苛刻,但是我觉得她在苛刻的过程中,能让你感觉到善意、友好,这是她的技巧。张越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俩在私底下谈话,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看书也没有她多,她是读书狂,看书特别多,甘于寂寞,什么都不争,你见过张越争什么?什么都没争。王雪纯也是,什么都不争,就天天坐家里看书,充实自己,耐得住寂寞,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水均益是另一种类型,我不会英语,我觉得他会英语挺棒的,非常好。碰到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问他,他搞得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的主持人值得提倡,就是你做一个类型节目时间长了以后,你对这个领域能有充分的了解,能显出你对这个领域的学识掌握的程度。水均益人也特别好,我很喜欢他。
    人物周刊:在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短命”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崔永元: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无法逆转。电视节目是内容为王的,当我们的内容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表现形态上做文章,那个东西寿命就是短,现在一个节目能坚持3年、5年我觉得已经非常奇迹了,应该比这个还要短。在媒介以内容为王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在内容上无法拓展,只能在形式上去翻新,就会导致主持人生命力特别短,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饭,成了这么一个行当。在国外到了我这个年龄刚有资格做主持人,在中国都被淘汰了。在国外,你不到40,谁让你做主持人?开玩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电视生态环境都有关系。比如拉里·金那样的节目,我们让他到中国来做,即便没有政策的限制,又有多少人愿意看呢?但是我告诉你,你爱看不看,公共电视台就是这样,你只要家里有电视,你就必须交钱,不交钱就罚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抑郁症、良心和金钱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好玩的人吗?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其实生活中我是特别有趣的人。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那悬了。
    崔永元:肯定悬了,对,悬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可能是一步错棋,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挣钱了,但是当你抛弃良心的时候,你发现市场根本不认你,那时候既没有人请你做广告,也没有人请你走穴。良心也没了,钱也没挣到,真是鸡飞蛋打。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谁离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 :很少,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应该不会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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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ffu 2007-09-27 18:11
    我的理解是,一个有才的精英,如果性格过于极端化,无法适应及肆意挑战现实的附庸庸俗、条条框框、人性虚伪和各类不公,则往往会把因个别的人性人情而引起的不满,转移成为对循规蹈矩的社会体制、社会大众产生误解甚至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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